來源:南方周末 | 0評論 | 4915查看 | 2014-10-08 14:13:00
即使全面落實現有的減排政策,京津冀依然難以完成“大氣國十條”任務。目前,曾參編“國十條”的權威專家已發出預警。
這是珍貴的預警信息,但全國其他地方獨缺這種“沙盤推演”。更令人擔憂的是,各地治霾方案幾乎都是倉促而就,“心里沒底”是多地環保官員的共同感受。
2014年初的北京市兩會上,據媒體報道,市長王安順談及霧霾嚴重性:“中央領導說,2017年實現不了空氣治理就‘提頭來見’。”
雖為玩笑話,但最近一份權威報告披露,如措施不加碼,到2017年,京津冀真的無法完成治霾任務。
這是清華大學與中國清潔空氣聯盟聯合撰寫的報告。報告出爐之際,恰好是《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大氣國十條”)實施一年時間。
“我們相當于做了沙盤推演,發現目前戰略不行,不能掉以輕心了,要給政府一個警示。”報告作者之一、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說。
勿論爭議,這無疑是難得的預警信息,但全國很多地區并無類似的“沙盤推演”。更令人擔憂的是,全國及各地陸續出臺的治霾方案幾乎都是倉促而就。南方周末記者在這一年間的相關報道采訪發現,“心里沒底”是多地環保官員的共同感受。
“領導著急了”
為了聊點“空氣”,2014年6月30日,由河北省委書記、省長親自帶隊的政府考察團,在參觀了清華大學互聯網等高精尖實驗室之后,特地去到了環境學院。意想不到的是,一眾官員在那里談了一個多小時,在一些專家看來,現場氣氛甚至有些緊張。
雙方談論的,是一份《基于“大氣十條”的京津冀地區細顆粒物污染防治政策效果評估》(以下簡稱《評估》)。
這是一份歷時已一年的研究報告。2013年9月,作為全國治霾5年計劃的重磅方案,“大氣國十條”甫一頒布,賀克斌團隊即著手準備“算賬”。
算法是,針對“大氣國十條”和京津冀三地發布的配套計劃,研究者將具體治理措施參數化,構建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物排放清單——污染物削減了多少,再運用空氣質量模型進行定量評估,空氣質量隨之改善了多少。
“大氣國十條”對于京津冀區域的硬性要求是:到2017年,京津冀PM2.5濃度下降25%左右,其中北京市的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單位下同)左右。
“沙盤推演”的結果表明,2017年,北京市的PM2.5年均濃度較2013年下降25.6%,達到65.8,但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下降幅度則只有18.7%和14.7%。
因此,報告的結論是:即使全面落實現有的減排政策,到2017年,依然存在北京PM2.5年均濃度達不到60的風險,天津市與河北省的部分地區也存在PM2.5濃度不能降低25%的風險。
這并非一份簡單的民間調研,賀克斌正是“大氣國十條”的參編專家。此前一個月,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的圓桌會議上,賀克斌就分享了研究的初步結論,引起了京津冀環保官員的關注。
研究結論讓河北的領導官員有些震驚。“領導著急了,讓清華大學不只是說問題,還要提出藥方,如何才能實現目標。”賀克斌說。
現在已過去3個月,報告在河北官方形成的震動正在發酵。2014年9月19日,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河北省環科院副院長邢書彬時,后者已正在和清華大學聯合開展課題研究。“我們正在研制強化的實施方案。”
早在一年前,河北省環科院就成立了大氣污染防治研究工作領導小組。清華之行后,河北省的專家團隊也成立了“加強版”。8月7日,河北省政府組建了“大氣污染防治專家咨詢委員會”,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郝吉明和賀克斌等15位省內外專家受聘成為委員。委員會的任務正是針對河北省大氣污染防治開展研究論證,提供咨詢意見和建議。
一場沒有把握的生死戰?
研究也受到了河北省環境技術人員的質疑:“我們費了那么大勁搞出的減排措施,你們還說不夠,你們的模型對不對?”
不過實際上,河北省環保部門的官員在和賀克斌交流時,亦透露出“自己心里也有些沒底”。所以在部署措施時,他們已在公布的減排措施范圍之外,增加了“自選動作”。
這場治霾攻堅戰,似乎從一開始就缺乏“沙盤推演”。
“大氣國十條”自2013年3月開始制定,9月頒發后,河北緊跟著發布了相應的冀50條。“去年出臺也是挺著急的,難點很多,當時沒有做可達性評估,后期也沒做過。”河北省環科院一位工作人員說,“環保廳的主要科研力量就是我們院,可是我們做不起來。”
河北省環科院目前還沒有專門的大氣科室,環保廳的大氣處也是2013年才應運而生。
這亦非一地之憂。“(我去地方調研時)有的市長說,我打仗已經準備了干活的隊伍、準備了財政資源,但是你要告訴我,槍打哪里最管用。”賀克斌說。
“國十條到各地方案,出臺都比較倉促。”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馮銀廠說,他參與了國十條和天津市配套設施方案的制定。而《評估》從立項到結題,清華大學的研究團隊歷時一年,還只是提出了“宏觀的建議”。
時間緊、缺人才,這是河北省面臨的難題,也是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難題。
“地方在對應‘大氣十條’列出的細則能否達到目標,沒有幾個地方做過研究。因為沒有這個能力。我現在了解的,只有做過大型賽事空氣質量保障的地區,例如北上廣深,才有這能力。”賀克斌說。
亞洲清潔空氣中心空氣質量專家萬薇發現了這個問題。她這一年來前往東北、西南、長三角、珠三角等多個城市調研,發現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基于現在做的事情,地方政府并不知道具體的減排效果,在考核之期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目標”。
所以,9月16日,在亞洲清潔空氣中心組織的一次研討會上,對于政府在大氣污染防治中面臨的最大挑戰,各方討論的結果正是“難以評估減排效果”。
一場治霾“巷戰”,如何不停留在口號上?
“協同”藥方
如何才能完成目標呢,賀克斌將其總結為“多污染物協同控制”。
以PM2.5為代(dai)表的復合型大氣污(wu)染好似并發癥(zheng),單單治(zhi)理一(yi)種污(wu)染物(wu),可能(neng)不會(hui)藥到病(bing)除,甚至會(hui)帶來副作用,使得一(yi)些污(wu)染物(wu)濃度上升。所謂協同控制,各項病(bing)癥(zheng)要搭(da)配著(zhu)治(zhi)療。
PM2.5來源復雜,有直接排放的一次PM2.5,亦有二次反應生成的二次PM2.5,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轉化而成的硫酸鹽、硝酸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都被稱為前體物。
如何削減前體物,是降低二次PM2.5的主要難題,也是《評估》的主要發現。
《評估》認為目前京津冀的行動計劃無法達標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硫的減排效果明顯,但對氮氧化物和一次PM2.5的減排效果不及二氧化硫,對氨氣和揮發性有機物的控制則較為薄弱。
京津冀地區處于氨氣富裕地區,過多的氨氣加劇了各類污染物的復雜反應,如無協同減排,在京津冀地區,氮氧化物的減排反而會導致臭氧濃度增加,促進二次PM2.5的生成。
所以,《評估》開出的十大藥方是,協同加大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氨氣和揮發性有機物的削減比例,并細化成公共政策,例如天津、河北將畜牧養殖業集約化比例提高到30%,并推廣施用緩釋肥料以減排氨氣。
不過,這項針對未來作出的評估也存在不確定性。
除了研究中使用的排放清單和空氣質量模型自身的不確定性外,首先會產生影響的就是氣象條件。研究采用了2013年氣象條件模擬2017年的情況,而2013年的氣象條件較為極端,如長時間霧霾等。如果2017年氣象條件優于2013年,結果則會更理想。
另一個因素則是周邊地區的減排情況。研究假設山東和內蒙古均能達到“大氣十條”的改善目標,但若周邊地區維持2012年的排放水平,將使2017年北京、天津、河北PM2.5下降幅度減少2-4個百分點。
不缺“炸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