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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電力過剩與1998年有何不同？
來源：南度度 | 0評論 | 4037查看 | 2016-03-14 09:45:00    
　　中電聯的初步統計顯示，2015年全國全年統計發用電量增長0.5%左右。而國家統計局2016年1月19日公布規模以上企業口徑的信息提及，2015年全社會發電量較2014年降低0.2%，這一結果在最新發布的統計公報中被修正為增長0.3%。不管怎么，以及未來有何進一步的調整，可以得出一個大體準確的信息，那就是2015年電力生產消費同比沒有增長。

　　從歷史上看，電力供需形勢的周期性波動是非常顯著的，貫穿從建國到“十一五”國民經濟發展的全過程(筆者2006年發表在《電力需求側管理》的文章，對2003年前的情況進行了綜述)。這種波動的原因，從后來的分析與理解來看，原因不盡相同，比如有“大躍進”對生產力的破壞、經濟的過熱與過冷、計劃時期的投資激勵不足、電價下調不及時造成的過度激勵(比如目前的煤電建設高漲)等等。即便是同樣的原因，其程度也有所不同。

　　如果認為2015年是一個需求的低谷，那么上一個低谷似乎可以追溯到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從1998年電力消費不足3%的增長算起，經歷了2003-2005年的嚴重電荒(受到壓抑的發電增長速率仍接近15%)，之后的逐漸回落與小幅波動(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第四季度出現負增長，但全年增速仍在5%以上)，再到現在幾乎沒有增長，可以說經歷了又一個完整的“過剩——短平衡——嚴重短缺——緊平衡(2011年由于價格機制不順)——過剩”的15年周期。

　　那么，1998年的過剩和2015年的過剩有何類似與不同?可以給我們帶來哪些政策上的啟示?這正是本文探討的內容。

　　1998年“電力過剩”的有關報道、感知與理解

　　“1997年下半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到中國的出口與經濟增長，導致中國對能源的需求下降。1998年，中國首次出現煤炭、電力、石油市場全面供應過剩的現象。1997-200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連續4年負增長。”

　　這是2001年4月25日的經濟時報對這一時期能源與電力需求不振的表述。而就電力增長的乏力而言，微觀的現象也能說明問題。筆者還非常清晰的記得這一時期，化學實驗課老師的指示：“實驗需要加熱的話，請用電爐，不要用酒精爐，因為電力現在用不掉”。

　　為了應對這種過剩的局面，一些反周期的政策與措施也有所體現。

　　“針對小火電機組存在的規模效益差、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等問題，抓住當前電力供需矛盾緩和的有利時機”，國務院辦公廳批轉國家經貿委1999年5月26日發布國辦發[1999]第44號文件，“實施5萬千瓦以下(含5萬千瓦)的常規小火電機組的關停”。當然，這一關停的規模與力度，與2005-2013年8000萬的關停規模無法相比。

　　此外，關于能源與電力結構(煤與非煤、大小機組結構)不合理的討論也有所體現。以上提及的經濟時報稱“中國能源消費政策的重點，從供給不足時期以限制消費為主要特征的消費管制政策，逐步轉向如何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問題”。但是，僅僅過了3年之后，最大的問題變成了如何應對“拉閘限電”。當然，這是后話了。

　　2015年的電力過剩的感知與理解

　　2015年的能源與電力消費不振其實早在一兩年之前就開始了。人們也漸漸的通過各種報道、新聞對此有所了解。

　　不過對于電力過剩的理解，我們還是聽到了一些似曾相識、不那么準確的“印象”。

　　比如對于提高能源發展質量與效率的問題。能源革命被“羊群式”的解讀為“過去千方百計保障供應，要轉變為供應側、需求側高度融合、協調配合的格局”，這種說法，即使從最近20年的歷史看，也是不符合史實的。

　　過去的歷史，并不是一個(也不需要)千方百計保證供應的歷史(否則就沒有持續的關停了)。并且，這種“側重點”的說法有些“跑題”。一個人精力有限，需要有工作側重點，一個小的組織需要有選擇性戰略，但是大到一個國家，一個行業，難道不(應該)是“各有側重、各有分工、各司其職”的嗎?筆者不是組織管理方面的專家，但是認為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比如能源結構轉型的問題。回顧1998年電力過剩時集中討論的問題，就會發現跟目前正討論的問題是何其的相似。這說明了能源結構轉型在過去的十幾年是缺乏深入討論的。往哪里轉、轉的程度有多大、如何轉(而非關停并轉)還需要更明確的答案。“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總量管理(盡管這是市場的基本功能)仍舊壓倒性的多于對結構優化問題的討論與投入。

　　比如對于政府審批能源項目的評價問題。2000年左右的討論，說“放下去”是不好的，出現了大量的高污染、低效率、浪費嚴重的小機組，要上收審批權。現在，“簡權放政”之后，已經核準或者在建的煤電項目仍舊在上億規模，過剩已經是“禿子腦袋上的虱子”。這部分產能的陸續釋放引發了政府與社會各界對供求失衡進一步加劇的擔憂，這種聲音再一次出現。就是殊不知，提出這種藥方，其判斷“好”與“不好”的價值標準是什么?

　　如果基于“供需平衡不平衡”的“事后療效”來判斷(這種判斷是非常滯后的)，那么2003-2005年的電荒期間，多地“未批先建”的小火電機組多達千萬，有效地抑制了電荒的程度，那“上收”豈不是壞事?好事壞事沒有了客觀標準，全然取決于“事后諸葛亮”?

　　2015年的電力需求不振跟1998年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我們需要一些額外的、不一樣的討論。

　　作者介紹：張(zhang)樹偉，卓爾德(北京)環境研究(jiu)中心(DERC)
　　謝茜(qian)，北京師(shi)范(fan)大學環(huan)境學院，中(zhong)國21世(shi)紀議(yi)程(cheng)管理中(zhong)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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