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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年初習總書記提出“長江不搞大開發、共抓大保護”之后，一直為社會各界關注的“兩湖一江”核電站（即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江西彭澤）到底能不能開建再次成為輿論焦點。“長江流域建核電”到底是“有利于還是有害于”長江母親河、生命河的保護，這絕不是“我的家鄉有山有水，還有一座核電站”、“最美核電站評比”之類的詩意宣傳就可以說清楚的，必須給予科學嚴謹、清晰透徹的回答。三次重大核事故以鐵的事實證明，核污染是所有污染中人類最難對付的污染：重污染范圍可大到數千～數萬平方公里，持續時間可長到數萬～數十萬年以上，可謂是不可逆轉的環境污染！所以，“長江流域建核電”是否可行，必須從“一旦發生核泄漏，我們目前的技術能力和應急響應能力能否確保長江的核安全”出發，科學審慎決策。

　　一、“長江流域核電安全論證”必須高度重視的四個要害問題

　　“內陸核電安全論證”絕不能“紙上談兵”：必須要以具體詳實的數據和成熟可靠的技術支持材料來證明“安全性是如何有保障的”，而不是用簡單一、兩句“沒有問題”之類的話來說明“論證結果”；同時論證依據和論證過程必須向公眾公開透明，這既是發達國家核電發展的基本原則，也是消除我國公眾疑慮的根本解決之道。除了之前《內陸核電能否重啟，十個關鍵問題不容回避》一文提出的10個關鍵問題不能回避和含糊之外，長江流域核電站的“安全再論證”尤其需要高度重視以下四個要害問題：

　　1、核電的科學屬性是“低碳能源”、而非“清潔能源”。核電只有在不發生放射性外泄事故的前提下，才能說是“清潔”的；而一旦發生泄漏，核電就成了人類最難對付的污染源——長壽命、高放射性核素沒有任何物理化學方法能消除，只能等其衰變至無害水平，需要時間長達幾萬年～幾十萬年以上。與同等規模的化石燃料電廠相比，盡管核電廠的廢物量最少，但卻最受全球關注，就是因為“放射性物質有大規模向環境釋放的風險且后果極其嚴重”，這是核電最基本的、不容含糊的科學事實。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放射性外泄事故的發生，并不僅限于核電廠反應堆（像切爾諾貝利和福島那樣的重大核事故），還包括乏燃料中間貯存、乏燃料后處理、反應堆退役和高放射性廢物最終處置等高風險環節。盡管福島核事故對無視放射性外泄的高風險、將核電無條件歸為“清潔能源”的理念再次敲響了警鐘，然而國內某些人仍極力宣傳“核電是清潔能源”，掩蓋其潛在的、人類難以對付的巨大風險。

　　2、長江流域核電廠址有著歐美從未遇到過的“重大先天缺陷”。除“中國地震災害最嚴重、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多發頻發”等國情外，目前急于重啟的“兩湖一江”核電廠址無論是正常運行時還是事故情況下，都有著歐美內陸核電未曾面臨過的特殊難題，本該“一票否決”，但至今未予認真考慮：

　　一是“兩湖一江”核電站周圍人口密度遠遠高于歐美核電廠址，在事故情況下如何疏散如此巨量人口，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實踐。“50公里范圍內不能有大中型城市，必須選在人口密度低、易隔離的地區”是國際通行的核電選址原則。同樣在電站半徑80公里內，美國所有內陸核電廠址平均只有150萬人左右，法國三個內陸核電廠址周邊人口在160萬～440萬就已被認定“人口太密”而要關停，而“兩湖一江”核電廠址周邊人口則均高達700萬左右（人口密度是切爾諾貝利的8倍），且50公里范圍內有不少中等城市。如此稠密的人口國際上史無前例，所幸福島核電站地處海邊、切爾諾貝利地廣人稀，如果同樣事故發生在我國長江流域，后果將不可想象！

　　二是氣象條件根本不滿足歐美內陸核電的大氣彌散條件，核電站正常運行時也會產生微米級“放射性氣溶膠”易污染顆粒（直徑與PM2.5相同量級），也是“霧霾”成分。核電站正常運行時也會有放射性氣載污染物排出，所以大氣彌散條件是內陸核電選址的重要考慮之一：年平均風速越高,靜風頻率越低，大氣彌散條件越好，越有利于放射性氣載污染物擴散，核電站正常運行時對周圍公眾的輻射影響越小。歐美內陸核電廠址的年均風速都>2米/秒、年靜風期最多只有幾天，而湖南桃花江和湖北大畈的年靜風期竟長達1～2個月、年均風速均≤2米/秒。而雪上加霜的是，兩個廠址的核電裝機規模之高也是世界獨有！其后果是：核電站冷卻塔每天空中排放2000億大卡巨量廢熱，造成局地濕度大增，長時期被霧雨飄滴籠罩，不僅更易形成霧霾，且成分還多了核電站的“放射性污染物”。

　　3、目前還沒有“一旦發生核泄漏并沿江而下”的應急預案。目前長江流域核電廠址的所有“安全論證、再論證”均未切實考慮“一旦發生核泄漏并沿江而下的應急預案”，雖然也有“事故工況下的環境影響分析”，但其結論“即使在發生最嚴重事故的情況下，放射性物質也不會外泄，不會對公眾、環境造成影響”過于輕率和主觀：一是把所有無力應對的核電安全風險（如網絡攻擊、恐怖襲擊、人為破壞等）均列入“不予考慮的剩余風險”；二是所預設的幾種風險假設，既未考慮前述的長江流域特有的氣象和人口問題，也未考慮各種小概率事件疊加的風險，更沒有“經過工程充分驗證的、確實成熟可靠”的具體技術措施來和“上下游不同行政區域之間行之有效”的應急響應體系來確保“核泄漏不會沿江而下”！而與此“紙上談兵”成鮮明對比的嚴峻現實卻是：全世界技術最強大的國家也無法保證不發生核泄漏、難以應對核污染控制！比如，2013年美國漢福特核禁區（距哥倫比亞河8公里）發生高放廢液泄漏，時任能源部長朱棣文給出的最樂觀預期是“至少要2019年后才可能解決”；日本東電公司至今也控制不住福島核污水以每天400噸的速度激增，不得不坦承“處理事故的核心工作至少要2045年后才可能完成”……這些前車之鑒是“長江流域建核電”必須考慮的前提，絕不能建立在“不會出事”、“出事概率極低”的樂觀臆斷上！

　　4、號稱“已具備開工條件”的“兩湖一江”核電站實質是“拿長江流域繼續當‘尚未經任何實踐檢驗的、不成熟的核電技術’的試驗場”。多年來一直宣稱“最成熟、最先進、最安全”的AP1000技術，讓原定2013年投入商運的我國三門、海陽核電站早已陷入“設計難以固化、風險難以預計、成本難以承受”的困境，而且完全成了日本控股的西屋公司的“不用承擔任何技術和財務風險的核電試驗場”：2012年美國核管會（NRC）給其本土兩個AP1000核電站“有條件地”頒發“建設許可證”時，遺留下“37項包括非能動安全系統在內的重要系統的測試試驗項目”，明確要求“西屋公司必須提供可靠的監測、試驗、評估數據且得到NRC認可批準后，核電站才能裝料調試”，而西屋公司回答“必須等到中國三門、海陽核電站投運后才可能提供全部測試數據”。也就是說，美國AP1000核電站只有有了充分試驗數據才能“裝料調試”，而中國AP1000則是在諸多重要試驗缺失的情況下就要“裝料運行”！三門和海陽四臺機組不僅成了西屋公司的試驗場，試驗過程中產生的知識產權也全部歸西屋所有，還要無休無止地高價付費——建設中、運行后的一切變化和未知風險都要中國自己買單。事實上，三門核電站已發生超過2萬次的設計修改且還未見頂；因為都是試制品且臺架試驗就問題不斷，屏蔽泵等安全級核心設備至今也未進行過堆內工程耐久試驗和設備鑒定試驗，整個系統調試從未進行，更不知在實際運行后還會出現什么問題！所以，屏蔽泵第三次重返三門現場并不意味著“萬事大吉”，田灣、大亞灣核電站的經驗表明：“設備出廠成功”并不等于“在反應堆回路真正運行時就不出問題”。

　　法國核能政策獨立顧問MycleSchneider的《2015世界核能產業報告》指出“切爾諾貝利災難29年后，所謂的‘第三代’反應堆都沒有投入使用，16個采用第三代設計的反應堆都因為設計問題、質量控制問題和設備成熟性等導致工期嚴重延誤和超概算”，再次說明第三代核電所謂的“更安全”僅僅是“理論計算結果”！“實踐”才是判定安全與否的最重要標準，正如國際核電界早已形成的共識：“核電技術創新風險很大，技術先進并不代表更可靠和更安全，必須從若干實驗試點開始，經過若干年實踐證明后才能推廣”。“引進核電技術必須要有參考堆”既是國際慣例，也是我國秦山、大亞灣、田灣核電站都一直堅守的原則。在全世界都沒有參考堆的情況下，三門、海陽違背工程建設規律直接上馬4臺AP1000（反倒成了美國在建AP1000的參考堆），其經驗教訓已夠深刻，如今在很多重要試驗都未進行、很多未知風險都不掌握的情況下，再拿到“兩湖一江”大干12